進讒言，他不僅難立滅楚之功，就連身家性命恐怕也難以保全。為了解除秦王對他的疑忌，他採取了大智若愚的策略，始而裝病避戰，直待秦王親臨府上多次敦請，才答應願意領兵出戰，繼而又不厭其煩地向秦王索要田宅，這就給秦王造成這樣的假象：這位老將軍以年邁之身領兵出戰只是為了良田美宅，為子孫後代謀福利，並無任何政治野心。這樣，王翦就可以取得秦王的充分信任，掌握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解除後顧之憂，全力以赴，專心滅楚。
王翦率60萬大軍攻伐楚國，楚國大將項燕也以舉國之師相抵抗。但王翦入楚以後，卻築起堡壘來，幾個月時間都不急於同楚軍交鋒，而是讓士兵們玩起跳高、跳遠、擲石子的遊戲。秦國朝內許多人見王翦出師以來不思進取，消極防守，徒耗糧草，紛紛上書秦王，彈劾王翦。但秦王對王翦信任有加，不為所動，反而為王翦送去更多的糧草，特別告知王翦，前方戰事全由王翦主裁。秦軍大軍壓境時，楚軍同仇敵愾，誓與秦軍決一死戰。但見秦軍只是築壘防守，幾個月以後，對秦軍的警惕心也逐漸鬆懈下來。就在楚軍鬆懈麻痺之時，秦軍卻突然向楚軍發起了攻擊，楚軍倉促應戰，全軍潰敗，秦軍乘勝追擊，一舉攻下楚都壽春，俘虜了楚王負芻，滅掉了楚國。
西漢初年，漢高祖與丞相蕭何之間的關係充分展示了皇權和相權之間的內在矛盾與衝突。蕭何是劉邦的故友，從劉邦起兵反秦開始，蕭何就追隨劉邦，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為劉邦奪取天下傾注了一生的心血，劉邦也對蕭何恩賞有加。當天下平定以後，論功行封，群臣爭功，一年多時間不能決定。高祖認為蕭何功勞最大，名列第一，封為侯，並任命為相國，特准帶劍上殿，入朝不趨。眾將認為蕭何從來沒有在前線打過仗，反而功列第一，都不服氣。高祖力排眾議，說：“比如打獵，眾將之功，好比獵犬；發現野獸蹤跡而指示獵犬捕獲者，乃人也，蕭何之功即為人功。名列第一，豈不宜乎？”
但是蕭何任為相國以後，居一人之下，處萬人之上，位尊權重。他總理百官，協理萬機，一切國事皆由其管轄。相國權位既重，禮遇亦隆。高祖特恩准蕭何帶劍上殿，入朝不趨，奏事不名。皇帝為了表示對丞相的禮敬，“御座為起，在輿為下”，丞相生病，皇帝還要到丞相府親自慰問。丞相權力的增大，必然與皇權發生衝突。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是我國兩千多年封建專制集權制度中的突出特點。這在漢高祖與蕭何之間就表現得非常突出。蕭何雖然功勳卓著，有豐富的治國經驗，但他不像韓信那樣不知自持，他對劉邦的為人知之甚深。每當劉邦對他稍有猜忌時，即能機智地予以化解。劉、蕭之間以權術相角力的故事引起了史學家司馬遷的濃厚興趣，他在《史記·蕭相國世家》中以濃墨重彩描寫了這兩位早年的好友、後來的君臣之間的三次權術之爭。
第一次是在楚漢戰爭時，蕭何任丞相，鎮守關中，漢王與項羽相持於京索之間。漢王數次派遣使者回關中慰勞丞相，這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蕭何手下有一位姓鮑的人對他說：“漢王在外風餐露宿，卻多次派使者慰勞丞相，恐怕是有疑君之心。依我之見，丞相不如把親族中可以當兵的子弟全部送到漢王軍中服役。這樣，漢王不僅不會懷疑您，而且會更加信任您。”蕭何採納了鮑生的意見。這一天，漢王正準備與楚軍決戰，忽報丞相派遣宗族子弟前來助戰。漢王一聽，非常高興，立即召見蕭何的親屬，向他們詢問丞相的近況。他們回答道：“丞相托漢王之福，一切安好，惟念大王親臨戰場，櫛風沐雨，備受艱辛，恨不能相隨左右，特遣我等前來供大王使喚，乞大王恩准。”漢王見狀大喜，說道：“丞相為國操勞，公而忘私，真乃忠臣也。”蕭何把自己的宗族子弟送往漢王處，實際上是以他們為人質，果然漢王對鎮守關中的蕭何放心了。
劉邦不得已曾分封了九位異姓諸侯王，但他對這些異姓諸侯王卻如骨鯁在喉，必欲去之而後快，於是設計予以剪除，或親自帶兵征剿。每當他出徵時，對在京城的蕭相國總是極不放心。越到晚年，漢高祖的這一心態越是明顯，因而皇權與相權之間的衝突日益突出。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陳謀反，漢高祖親自帶兵徵邯鄲。哪知又有人密告韓信在關中謀反，蕭何輔佐呂后用計誅殺了韓信。漢高祖在邯鄲得知韓信被誅，除去了心頭隱患，心中當然非常滿意，但他對蕭何也不放心，於是派遣使者回京師，拜蕭何為相國，增加五千戶封邑，同時又命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為相國的警衛部隊。這樣做，既是為了籠絡蕭何，同時也有監視的意思。
朝中大臣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