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國際關係學院教書。開始想讓他當教務長，他亦堅辭了，因為他只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員。最後他真的遂了心願，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師。
而母親呢，中國的老話“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到了新社會居然還那麼管用，她很快也調到國際關係學院教起了英語。隨後，我們搬出了機關大院，這使我傷心了好一陣：我很懷念那兒舒適的房子和我的朋友，沒了通行證，星期六晚上就再不能去大禮堂看戲看電影了。但我什麼都沒說。我和父母之間有些事是不談的，這便是一例。
按規定我仍算是幹部子弟，父親1949年以前的經濟來源決定了我的出身。但自從父母做了教師，我每逢說起自己是幹部子弟時便多少有點兒中氣不足。當然誰也不會注意到這些，我也懶得跟同學說父母換了工作。然而，我在學校裡卻越來越感到孤獨。我的周圍多的是血統純正、意氣風發的高幹子弟，在他們中間，我難免有一種“魚目混珠”的自卑。我暗暗地怨父母，怨自己，更不想呆在一零一中了。
我的一些同學對此有所覺察。他們開玩笑說我成了老師的先行官，每天早上我總是在第二遍鈴聲響前一二分鐘進教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