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考進一零一。
9月1日，我去新學校報到。入學時我們得到一枚校徽，白底紅字，鋥亮鋥亮的，從此我走到哪兒都戴著它。校徽總是招來不同人的或讚許、或羨慕的目光，這些目光頗讓我受用。
不久我便發現一零一中與我過去就讀的小學極為相似，大部分學生來自革命幹部家庭，其餘學生的父母也多是科學家、教授、作家和藝術家，因為中科院和幾所著名的院校就在附近。有些學生的家長甚至大名鼎鼎。就我所知，這些人的子女都是高分考人一零一的，60年代初，走後門還不大時興。雖則是公平競爭，班上50個學生中只有兩個女孩來自工人家庭，另有一個男孩來自附近的農村。那個男孩姓靳，有一年多我和他同桌。慢慢地和他熟了，不能算好朋友，至少比別的同學瞭解得多一點。他在班上似乎沒有很好的朋友。
不知是因為他比我們稍大還是其它什麼原因，他有點兒像羊群中的駱駝。他的衣服是家裡做的，不是在商店裡買的，樣子自然不會時髦，還打著補丁。有些高幹子弟也穿打補丁的衣服，那是故意顯示自己家多麼艱苦樸素，這兩種補丁味道就是不一樣。我還聽說他家經濟困難，付不起5元錢的學費。每年他都要申請免繳學費。
除開這些，靳很聰明，脾氣也好。有時我們倆覺得課上得沒意思，就在桌子底下偷看閒書。我們一目十行，比著看誰讀得快，課間休息時才討論書裡的內容。做這種事還得防著老師的突然提問，得保證問到我們頭上時我們都能回答得上來，這給我們帶來冒險的刺激和不小的樂趣。因為我們的座位靠後，老師從來沒有發現我們。
卻說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訴我他要退學了。他說他父親身體不好，家裡需要他下地幹活掙工分，也許他是家中老大。我沒問。我有點兒茫然，也有點兒難過，不知該對他說什麼。靳才15歲，一零一中可不是隨隨便便可以進的。他在地裡又能幹什麼！他家需要幫手，人民公社為什麼不管？為什麼非得讓他輟學呢？但靳說這事他爸爸已經決定，明天起他就不來上課了。第二天他果然沒來上學，也沒給我或其他同學留下地址，從此便斷了聯絡。
班上其餘的學生照舊上課。一零一中的課程與外校無異，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我漸漸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與眾不同。這種不同看不見，摸不著，然而卻無處不有，瀰漫在空氣中，每天我們呼吸著它。它融入了我們的血脈，浸透我們的潛意識。要說明這一點，也許我得先從我們的校名談起。
一零一這個數字是校長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長年屆70，向來備受學生愛戴。（其它學校可沒這個特權，它們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長選這個數字，我聽說，是為了讓學生永遠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即使我們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還得向更高的目標努力。這就是一零一的由來。
學校的老師常對我們說，這所學校不是培養一般學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無畏、最優秀的青年培養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科學家、工程師、外交家和藝術家。“你們本來就是出類拔萃的，但我們還要逼你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把你們培養成尖子中的尖子。”這類勖勉使我們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記得當時有三類人最為我們所不屑。
第一類是外地人，常遭我們的譏諷，他們操一口滑稽而難懂的地方話，衣著打扮、言談舉止都顯得土裡土氣。他們的想法尤其單純幼稚，對於中國政治舞臺上發生的大小事件一無所知，不像我們這所學校裡的學生，總能從高幹子弟那兒聽來很多的小道訊息。
第二類屬“小市民”，雖然他們生長在北京，但他們的家庭毫無背景，父母既非幹部，又非知識分子。這類人小雞肚腸，鄙俗，膽小，自私，油滑，奸詐，最愛搬弄是非。他們就知道要小心眼兒，爭點蠅頭小利，有時還白忙乎，什麼都撈不著。他們從早到晚雞毛蒜皮，什麼中國的命運、人類的前途，他們根本就不關心。
第三類是我們的同齡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學校的學生。他們顯然是競爭中的落敗者，與我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不須說了。即使另外三所重點中學的學生也沒有我們幸運：也許學習上他們尚可與我們一爭高下，但我們學校的光榮歷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戰爭時期，那些學校豈有此殊榮？況且一零一中還和那麼多的名人有關聯。
我們的校長王一之是張太雷的遺孀，張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發起著名的廣州起義並在起義中犧牲。王校長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的入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