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故事，使我覺得他果然有幾分像我在革命小說和電影中看到的那些貪生怕死的叛徒。
故事說就在姑媽自殺後，姑丈也動了輕生的念頭，他去了頤和園，一頭扎進湖裡，可是他跳的地方水太淺，不一會便爬了上岸，說這兒的水實在大涼。學院的人把這事傳為笑柄，連二姨都說：“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媽這麼個弱女子，決心恁地大，而姑丈這麼個大男人，連這點子勇氣都沒有。”
這話有些不祥之象，說真的，我當時就有所覺察。幾天前，附近的農業大學裡一個保姆自殺了，她可是徹徹底底的無產階級，那她又為哪般？
她可以說死於破“四舊”。近日來這場群眾運動又揭開了一個新篇章，其實這倒有點合乎我的想法：過去資產階級都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讓別人伺候。新社會這種生活方式應該徹底破除，勞動人民不應再受資本家的剝削。於是定下個新規則，規定資本家不準僱保姆，而不是資本家的實際上也僱不成保姆，因為僱了保姆就意味著你成了資產階級老爺太太，少爺小姐。這樣一來等於說什麼家庭都不允許僱傭保姆了。
結果就逼死了那位老太太。她沒了工作，又沒孩子贍養她，就算存下一點兒養老的錢，另一個新規定又把這些錢凍結在銀行裡。
二姨也面臨著完全同樣的窘境。她來我家時才46歲，現在她62歲，兒子死了，女兒又音訊全無，按說她已步入老年了。目前她所有的錢都凍結在銀行裡，能不能、什麼時候能取出這筆錢，都是未知數。紅衛兵定出的要所有保姆走人的期限卻越來越近，二姨教我感到不安，我怕看她的眼睛，它們看上去一下子離我非常遙遠，似乎存在於另一世界，我捕捉不到她的目光，而且她還總說些奇怪的話，諸如決心什麼的，她不是也……？
二姨走的前一晚（幸而她還留著老房子，不致無家可歸），父親把全家召集在一起，十分嚴肅地向二姨保證，只要她活一天，我們就贍養她一天。雖然她現在不得不離開，但她永遠是我家一員，她不必為老來無靠擔憂。
這話真是說到點子上了，至今我仍為30年前那個炎熱的夏夜父親說的這番話叫好。那時北京就有成千上萬名保姆被趕出僱主的家門，全國就更不計其數了，但能作出父親那番慷慨承諾的僱主能有幾人？
二姨雖然什麼也沒說，但她很感動。此後她便一心一意把我家當成了她自己的家。她不是負擔，而是支柱，在我家風雨飄搖的10餘年中，為我們苦苦撐著它，直到耗盡全部精力。
14 紅衛兵不言性
二姨走後，我回家次數愈見其少。家，不再是我一度流連不捨的避風港，卻成了是非叢集的煩惱巢，許多事我都愛莫能助，住在這兒往往還一夕數驚。既然如此，何不抽身遠避呢？有道是眼不見，心不煩。
從8月起，紅衛兵可以免費乘車，全國性的大串聯開始了，我們的任務是煽風點火，把這場革命推向全國。我們是火種，毛主席是春風。春風獵獵，笛聲長鳴，只待找到一個目的地我們就要啟程了。
我選中了廣州，一個亞熱帶城市。珠江兩岸，椰子樹高高成行，棕櫚葉迎風沙沙作響。一百多年前，道光皇帝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在此銷燬外國人的鴉片煙；其後，為推翻清帝制，志士起義，七十二先烈為一個共和國的夢想捐軀沙場。對我來說，廣州的魅力主要在於它的地理位置，它在祖國的南端，遠離北京，我在那兒鬧完了革命，回家的路上，可以盡情飽覽沿途風光。
決心已定，我問我的紅衛兵夥伴都打算去哪兒，有人說去上海，有人要去湖南，去四川，還有人去東北。一個女孩說她準備去西藏，那得花一個月時間才能到達拉薩。也有說想去雲南，看能否過境去越南打美帝。最後，一零一中有將近30人打算去廣州，我們編了一個戰鬥隊。
過了一晚，車票便弄到手了，我們準備好了第二天出發。這次出門行程四千多公里，我們卻全部輕裝上陣。我帶的全部物品是一本小紅書、一支鋼筆、一個筆記本、兩套內衣褲、一條毛巾、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再就是父親給我的30元錢。一隻綠色的挎包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兒全裝進去還綽綽有餘。
我們不是觀光客，出門又不是去遊山玩水，我們是一群戰士出征，向舊世界宣戰。事實上，我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這次征程將成為我們人生道路的轉折點，是我們“職業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
從今往後，我們不必只是羨慕父輩在革命戰爭中的英雄行為，不必再為自己出生太遲而遺憾。像我們景仰的革命先烈一樣，我們奔向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