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個能走出“規則決定命運”的峽谷。我們發現，當大多數傳媒機構在非批評即表揚的二元困境中嗟嘆時，“零距離”找到了“第三條道路”，尋求到輿論監督和政治昌明並行不悖的出口，在政府和民眾之間搭建了一座半*化的橋樑，進而給民意一個暢達的渠道。“長江大橋的收費站該不該拆？”“南京地鐵列車應該是什麼顏色？地鐵票價多少才算合理？”“零距離”讓民眾的意見最終上升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民意的公共價值。他們以一種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賦予全體市民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力，讓媒體真正為公民所享有，而不僅僅是讓希望便於管理的統治者或者謀取個人利潤的商人受益。
我認為，“零距離”業已成為仰仗於官方資源成長於民間社會的非官方非民間的第三方力量，成為一個多元的交換公眾意見的平臺。他們沒有像精英傳媒和精英人物那樣抽象地討論公正、自由乃至*這些概念的含義，卻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和新聞自由的到來，準備了從量變到質變的先決條件。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底層關懷和政治關懷，都是在妥協中取得的。但是，在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智慧的當下，我們沒有理由笑話“零距離”在前進中表現出的妥協性。相反，他們還會在以下問題上給困惑中的中國傳媒以啟示：如何以知識分子不太習慣的商業利益，最大程度地實現公共利益？如何謀求新聞技術和思想上的創新，從而讓大眾傳媒從天上回歸人間？如何讓我們從自以為是的窠臼中解脫出來，放棄那些似是而非的偽問題，討論真正關乎民生的真問題？如何將“民眾是大眾傳媒的主人”，從呼喊多年的口號落實成行動？
我認為，“零距離”或許會在往後的商業競爭中隕落，但她的先鋒姿態，永遠不會過時。“零距離”的意義，將在中國其他的角落以其他的方式，彰顯出其作為榜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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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可能的變化（1）
歷史不會改變已經發生的事，卻可以提醒我們如何判斷未來。站在新中國成立60週年的時間點上，我們不想遙望未來，只想返觀2003年3月以來中國的情勢變遷，從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三個不同的維度，從左右中國歷史程序的兩股力量、三重矛盾，觀察中國最近幾年的政經格局，以資視大國興衰為自身責任的“匹夫”們，激辯中國未來可能的變化。
政治領域：不浪漫，也不保守
如果單純地依照西方版本的政治*模式，以三權分立多黨競爭新聞自由為視角，觀察2003年3月以來的中國政治，我們會覺得中國的政治體制沒有發生絲毫的變化，海外輿論指稱的“*體制”也沒有多少“新政”的色彩。但是，只要稍稍轉換一個視角，考察政府體制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黨和國家的關係、公民社會的發育，我們將發現，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悄無聲息地走了好長一段路。
最近7年，中國的政治情勢是穩定的。2002年秋天*十六大選定了*新的最高領導人，此後7年，最高領導層的人事安排雖然發生了新老交替的區域性變化，但這一變化是正常的穩定的。在中國，領袖人物的穩定性，往往決定著政策、政治、政治制度的穩定性。顯然，最近7年，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未發生根本性的“動搖”。*生前宣稱的“堅持黨的領導”，依然是中國歷史程序中的一項“基本原則”，一個“不動搖”的“基本面”。
但，“不動搖”並不意味著沒有變化。肇始於黨內*的“隨風潛入夜”式的漸變，在中國政治領域“潤物細無聲”地流動著。*十六屆三中全會，出人意表地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會報告工作”，列為第一項議程，發出了以*為總書記的*中央，決意發揚黨內*的訊號。隨後，四川雅安市舉行了*執政以來第一次縣級黨代表*。在*的實踐中學會*，以黨內*促動人民*，成為觀察人士對未來中國政治體制的判斷。
最近7年，在人大、政協這樣的憲政平臺上，“協商*”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風向標意義，越來越明顯。2004年，執政黨自己發出“執政面臨考驗和挑戰”的聲音。諸多“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舉措，意味著*將努力實現從擁有絕對領導權到合法性執政的轉變，由“封閉狀態下執政”走向“開放狀態下執政”。2003年以來，*在紀念憲法實施20週年，慶祝人大成立50週年、政協成立55週年的歷次講演中，都突顯了憲政的價值。從私營企業主代表盛況空前的十屆全國人大，到“私有財產”入憲；從無黨派人士陳竺出任衛生部部長，到致公黨中央主席萬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