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對網友之類的民意的報道加以限制，就會搞成媒體審判，從而影響司法公正。我認為，這個擔心是多餘的。根據憲法和刑事訴訟法所確定的審判獨立原則，法院和法官應該自覺獨立於新媒體之外，避免大眾輿論的不良影響，而不是遮蔽網友的輿論，為他們撐起一片沒有輿論影響的空間。比如說，將案件轉移到其他地區交由其他法院審理，要求法官不看報不上網。這些國外的做法，也是可以被我們所借鑑的。
總之，我們不能因為擔心媒體審判，因為討厭新媒體的“陰謀論”，就要求網友閉嘴。置身“陰謀論”的輿論漩渦，司法機關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我們的司法官員反求諸己，自淨其言，自淨其意，自淨其行，自覺避免輿論的不良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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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午案的輿論向背
當富人們擔心“仇富”正成為一種現象的時候，億萬富翁*被從輕發落。“判三緩四”的結果，對那些原本憂心忡忡的富人們，自然是一種寬慰。在這裡，我不想重複“仇富不是一種社會心理”這樣的陳詞濫調，我想強調的是，輿論在*一案上表現出的人心向背，及其對有產者的啟迪。
*於2003年5月被逮捕，截止到我寫作此文，已半年過去了。期間，輿論對中國富豪給予了空前的質疑和批評。依照慣例和往常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