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子女；碰到兄弟姊妹，你是兄弟姊妹之一；在學校當老師，老師是你的面具；在家中為*子，妻子也是你的面具；每一個人碰到不同的物件，他本身的角色和身份也要跟著調整。這是西方人的觀察，儒家也一樣。一個人怕就怕一輩子都不真誠，一直在演戲、做秀，玩兒假的，那就沒意思了。
所以，儒家講“仁”，從“真誠”開始，不虛偽，不掩飾，猶如赤子之心。《中庸》說：“誠之者人之道。”真誠是人生的正路。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樂是教化的主要內容，使人進入社會立身處世；但是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現而忽略內心真實的情感，難免流於形式主義，裝模作樣，正好喪失了禮樂的真正目的——讓人有適當的途徑去自我實現。
“真誠”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我要普遍的對每一個人都真誠；二、我的真誠也要看物件，什麼樣的物件要求我做什麼事，我都用真誠的方式把事做好，把角色扮演好。所以，你可以“巧言令色”，但不要忘記內心的真誠。譬如我在學校教書很久了，上課也會巧言令色，說話美妙動聽，表情討好熱絡，但我的心是真誠，是為了讓學生願意聽。因此，只要能做到從真誠出發，巧言令色不是問題。
“仁”的第二要求是“主動”。人活在世界上，從小時候開始，大部分的行為都是被動的。父母叫我們做這個，做那個；老師教我們這樣是對的，那樣是錯的；我們被要求守規矩，按原則，一切都納入規範。如果有一天沒有人管我們，沒有人督促我們了，我們還會主動去做好事嗎？很難講，說不定只要沒人注意，我們就胡作非為了。所以，一個人是否做到主動行“仁”，關係到他的生命是不是屬於自己的。如果是被動的，什麼事都要別人看著、管著，那你是在應付別人，萬一出了事，也會找各種理由、藉口。孔子有一句話叫：“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的機會離我很遠嗎？不是的，只要我願意，“仁”立刻就來了。譬如我坐公車，上來一位老太太，我願意讓坐，立刻就可以“行仁”；我過馬路，看到一位盲人伯伯，我幫他一把，馬上也是“行仁”。每一個人在生活中，只要跟別人來往，一定有很多機會可以“行仁”，但是必須從被動變主動，成為自己願意做的好事，才具有道德價值。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論語·顏淵》）一個人要行仁，須從自己開始，而不能從別人開始。別人不能幫你行仁，或強迫你行仁。如果是別人叫我做的，那我只是別人的意志工具而已。所以，行仁需要有個主體性——就是你自己，主體性確立之後，才能有主動性。
綜上所述，儒家所講的“仁”有兩個要求，一是真誠，二是主動。當這種真誠而主動的力量出現之後，就是孔子所謂的“立志行仁”，走上了人生的正路。走上人生正路，人格的尊嚴和價值會被不斷地展現出來，人的生命也就具有了自我完善的可能。
2。行仁與為善
一個人立志行仁，是從真誠覺悟了內心向善力量的開始，積極主動地要求自己去為善，這樣的善行是由內而發的，不是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為了我該不該這麼做。
善與惡是我們都熟悉的概念。有人問，既然儒家叫我們行仁，那麼行仁與為善有什麼關係呢？它們是同樣的意思，或是說有不同的內容？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問，孔子提到“行仁”以前，天下有沒有好人？當然有，而且多得很。既然這樣的話，孔子又何必另造一個“仁”字來鼓勵大家呢，直接講“善”不就行了嗎？可見，行仁和為善還是有差別的，關鍵差別在於一般人做好人往往是符合社會的規範或別人的期許，但不見得知道為什麼要做好人。知道人為什麼要做好人、做好事，牽涉到人性是什麼的問題。
儒家關於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兩種立場，一是本善，一是向善。“向善”是我這些年以來研究儒家的心得。孔子有沒有說過人性是什麼呢？沒有明確說過，但他隱然接受的信念則是“人性向善”。譬如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是指性本善嗎？如果是性本善，應該說性相同了。所以“性相近”是指：性是具有可塑性的，在每個人身上只是相近而已。再譬如孔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當領導者體現出善行時，老百姓自然聞風景從，說明人性有向善的共同趨向。因此，“仁”這個字，雖然離不開“善”的含義，但不僅僅如此，孔子的“仁”與其說是名詞，不如說是動名詞，指涉動態的人之性——人性向善，同時也指涉動態的人之道——擇善固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