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就繼續來往。後來愛倫到日本索非亞大學進修，該校白天以日文上課，晚間以英文上課，所以她白天在一家公司工作，晚上則在索非亞大學上課。
兩年之後，也就是民國四十六年，我與愛倫結婚。她在赴日進修之前，我們已經訂婚了。以我的狀況而言，我們不適合在國內結婚，因為宴請賓客很難周到，如果稍微鋪張一點，又要遭到外界的批評，而且我的朋友、共事過的好同事又很多，無法一一邀請，所以我就決定到日本結婚。我向父親報告過之後，父親完全同意。
我與愛倫是在日本東京郊外的一座美國籍牧師的家庭教堂舉行婚禮的，那座教堂不大，與我們在士林的家庭教堂差不多，屋頂是圓的，我們的賓客都是大使館的職員。婚禮由馮執正大使當證婚人，馮先生的女兒是全世界知名的、獨一無二的女性外籍鬥牛士，非常男性化。男方代表是蔣華秀夫婦，女方代表則是戴安國。婚禮之後，大使館的四十餘名名職員都參加了茶會。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平安度過了結婚典禮。
這件事情還有一個插曲。當時東京已經是個相當商業化的城市，所有的教堂與牧師在幾個月以前就要約定好。我臨走時向哥哥道別，哥哥問我能不能不在東京結婚，我說：“可以，但是時間要挪後，這次來不及了。”哥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