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推薦給我的同一個黨內的領導委員會的職務……我放棄了一個保險公司提供給我的月薪500比索的工作，因為我不用我的威信謀利，因為它不屬於我，而屬於一個事業。我拒絕了首都一家重要報紙邀請我與他們合作，而我卻向路易斯·奧蘭多的報紙投稿，他從不對任何人支付一文錢。我放棄了一切可稱之為無憂無慮和個人安全的東西；我放棄了沉默，這是膽小者對汙衊或危險的最好的逃避；我揭露了罪惡，揭露了暗殺……我還儲存著房主驅逐房客的災難性的法律告示。我沒有個人收入，生活幾乎全靠我朋友的善心；我懂得什麼是一個兒子的飢餓，但祖國的錢就在衣袋裡……”
對於誣陷“七·二六運動”與多明尼加的獨裁者有聯絡的問題，卡斯特羅也進行了反駁和揭露，以此加快對巴蒂斯塔軍隊的分裂，爭取一部分軍隊支援他的革命運動。他指出：“特魯希略對阻止古巴革命的興趣遠遠大於推翻巴蒂斯塔。特魯希略和巴蒂斯塔在玩弄一個無恥的遊戲，遊戲的結束將是苦澀的。他們希望製造一個混亂局面，這樣，當鬥爭爆發時，他們會把革命萌芽指責為特魯希略主義，以便阻止人民前進，並藉口捍衛國家主權派軍隊反對我們而不是反對革命，這一革命甚至得到許多�